记者 王颖颖
“支架已经完全降解，血管完全是正常的血管了。” 9月26日，在给邓龙威做完冠状动脉造影手术之后，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院士开心地说。
10年前，年仅30岁的邓龙威突发心脏病，需要做心脏支架手术。在遇到葛均波院士医护团队后，他成为首位植入国产生物可吸收支架“Xinsorb心祥”的患者。
7年前，支架完全降解消失，邓龙威康复。由于是首例，出于对患者的负责以及科研的敬畏，葛均波院士团队决定继续随访邓龙威并一直到今年的9月26日。10年的印证足够让医疗团队和患者彻底放心了：邓龙威血管中未形成新的栓塞，他，“不再是‘病人’了”。
9月底的上海有些闷热，邓龙威和妻子姜霞还是想到处走一走，逛逛城隍庙、与东方明珠合张影、吹吹外滩的风。“来了6次都没好好逛过。这次离开之后，很难说下次什么时候再来了。”
从老家双鸭山到上海的这段路途，邓龙威用了10年来来回回。而葛均波院士团队在可降解心脏支架的研究道路上，已经走了18年，而且还在继续着……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00年后，别人可能记不住医生的名字，但一定能记住邓龙威的名字”。
回想起10年前刚接触到邓龙威的情景时，葛均波院士还历历在目。
2013年9月5日，30岁的东北小伙邓龙威于两个星期之前发生了下壁心肌梗死，并在老家当地的医院进行了溶栓。“对这么一个年轻的人来讲，放一个支架不是非常难的事情。但，就是因为他太年轻了。”
葛均波院士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时临床99.9%的患者使用的是第三代金属药物支架，主要材料是钴铬合金、不锈钢，这些材料可以把狭窄的血管支撑起来，但一旦进入人体就要终身携带，并终生服用抗凝血药物。有些人放了金属支架后，会产生过敏反应，术后做核磁共振检查，包括过安检，金属支架可能会有一些障碍。如果在30岁的年纪就被这些风险“操控”，无疑会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而生物可吸收支架除了不会有上述风险外，植入人体后能完全降解为水和二氧化碳，体内不再有异物，血管的弹性逐渐恢复到正常状态。
当时，国家药监局已经批准了生物可吸收支架“Xinsorb心祥”临床试验，邓龙威的情况很符合临床条件，因此，葛均波院士建议使用生物可吸收支架。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邓龙威开始也有顾虑。甚至，连葛均波院士都觉得非常有挑战性，“虽然之前动物实验结果非常好，也经过专家论证可以应用临床试验，但真正到给病人使用的时候，从医生到病人，我们都觉得非常有挑战。”邓龙威经过慎重考虑，最终选择装上这个完全可被吸收降解的支架。
手术由葛均波院士亲自完成，非常成功。植入的第2年、第3年、第5年、第8年，邓龙威恢复如常的身体、优秀的造影结果，不断给他自己以及葛均波院士团队提升着信心。
如今，已经到了第10年，葛均波院士觉得应该给病人以及团队一个更加明确的答案：“10年前，我们不知道10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从科学的角度，我们应该回答这个问题。10年以后，支架早已完全降解，但植入支架的部位会不会再发生血管狭窄？今天(9月26日)的检查结果给了我们这个答案。”
对于这个答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吴轶喆教授感触颇深。这10年期间，是他负责邓龙威的随访工作。
还在读研究生时，吴轶喆就参加了可降解支架的研发工作，并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到临床研究中。“最近几年，邓龙威没有再次出现胸闷或者胸痛这种跟心肌缺血相关的症状，从造影情况来看，血管非常通畅，可以说已经完全修复了。”
吴轶喆说，10年的时间，他跟邓龙威之间的关系早已超越了医生和患者，变成了朋友。他会经常打电话、看邓龙威发朋友圈又到哪里去拉货了。“邓龙威平时有医学方面的问题也会问我，这种关系我觉得挺难得的。”
小支架与火星探测器同获大奖
从地图上看，黑龙江省双鸭山市距离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距离有近2700公里。邓龙威需要先开车1.5个小时到市里的高铁站，再耗时3个多小时乘坐高铁到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坐3个多小时飞机到达上海。
作为一名货车司机，邓龙威早已习惯了长途跋涉。
生病之前，邓龙威几乎每天都工作到半夜十一二点，一天短则跑一二百公里，长则三四百公里。长期高强度工作和过量吸烟，导致年仅30岁的邓龙威心脏病发。年纪轻轻，两个孩子尚幼，小的才一岁。顶梁柱突然倒下，让这个家庭陷入黑暗。
直径仅有几毫米的心脏支架，重新撑起了邓龙威的生活。“记得当时做完手术回家，女儿才1岁，儿子也才8岁。现在转眼儿子都18岁了。”姜霞感慨道。
做完造影手术之后，邓龙威在病房休息，跟记者聊起这些年的一些经历和感触。他说，当年手术做完后，他便觉得呼吸顺畅了很多。这些年，他尽量清淡饮食，烟也戒了，除了吃降血脂的药以及阿匹斯林外，其他的跟以前没什么不同。
而这个小小的支架，是几十人的团队努力多年的结果。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沈雳全程参与了这一过程。
他介绍，葛均波院士早在1999年开始就致力于冠脉支架的研发，并研发了国内第一代可降解涂层的药物洗脱支架，当时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和临床疗效。“后来葛院士想，药物涂层既然可以降解，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完全可降解的支架？”
沈雳说，研发完全可降解支架的初衷来源于冠心病的血管狭窄治疗，从病理生理学来说，不需要对血管进行永久地植入支撑，在支架改善了血管狭窄以后，可以逐步地退出或者逐步地降解。
正是在这个理念的推动下，可降解支架的概念于2005年被提了出来并申请了专利。但从概念到产品的诞生，还有一段很长的路需要走，因此葛均波院士及团队便与威高介入医疗集团子公司山东华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始了产学研的合作。
从选取合适的材料开始，这款名叫“Xinsorb心祥”的支架在中山医院的科研平台上完成了200多头临床前动物实验研究后，取得良好结果，其性能与当时市场上主流金属药物支架相似。
葛均波院士亲自完成了生物可吸收支架人体探索性研究支架植入手术，30位受试者经过180天的冠脉造影复查后，无一例出现支架内再狭窄和支架内血栓症状。
2018年8月，这款支架进行了首位植入患者的5年冠脉造影及腔内影像学随访，随访结果十分优秀。这位患者便是邓龙威。
2020年3月，“Xinsorb心祥”支架通过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成功上市。目前产品已在700多家医院为28000多名患者成功植入，在同类产品中市场占有率第一。
2023年9月19日，“Xinsorb生物可降解支架”系统斩获CIIF(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大奖)大奖。同时获奖的项目既有“‘天问一号’火星探测任务环绕器”这样的国之重器，又有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网联、新材料、合成生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高精尖技术产品。能够从医疗领域众多佼佼者中突出重围，成为“中国智造”其中一员，足见其产品的含金量。
对于能够参与到“Xinsorb心祥”支架的研发中，沈雳深感幸运。“其实可以说整个科室的，几乎主力的冠脉的教授其实都参与其中了，像葛均波院士、钱菊英院长、王奇兵主任、葛雷教授、吴轶喆教授。后来还有很多博士研究生都参与到我们研究过程来，毕业后成为我们科室的骨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团队其实培养了很多优秀年轻的医生。”
没有一点坚持，无法做到15年的研发
“Xinsorb心祥”支架是国内第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可吸收支架，被冠心病治疗领域誉为“冠脉介入治疗第四次革命”。除了需要对支架进行前期浸泡处理外，与普通的支架手术相比没有更高难度。
葛均波院士笑着说，“做创新必须要做一个新的手段，而创造新的治疗技术是非常缓慢和痛苦的。”
他说，有时候我们从国外拷贝一个东西，今年引进来第二年可能就能实现量产、产生经济效益。但做原始创新，首先要有材料、要做动物试验以及后续很多评审过程。“医学是逐渐进步的，你必须得保证一个产品、一个手段，首先对病人无害，然后再评估它到底有多少效果。”
葛均波院士回忆，在2020年“Xinsorb心祥”支架被批准上市时，很多业内专家给他发来祝贺信息。“我有时候就发一个笑脸、发一个哭脸。”他说，如果没有一点坚持无法做到15年的研发，或许发表几篇论文就没有后续了。“但是我们希望能够研发有自己知识产权，而且能够为我们的病人提供更好的治疗手段的这么一个方法，所以我们整个团队就坚持下来了。”
虽然“Xinsorb心祥”支架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但葛均波院士及团队并未止步于此。“任何一个手段只是基于今天我们对科学的认识，未来一定会有更好的产品。第二代‘Xinsorb心祥’支架会更薄、输送性以及支撑力更好。”
葛均波院士介绍，他们正在研究一些其他的材料来替代聚乳酸，使其既能达到像金属一样的支撑力，又能够降解。
在创新医疗器械方面，葛均波院士及团队有一个口号：From the doctors、By the engineers、For the patient。他说，由医生提出需求，由工程师参与把需求造成样品，然后经过实验来证实它是有效安全的，最终目的是能够为病人提供更好的治疗手段。“毫无疑问，随着科学的进步、材料的改进，我们会有更优的产品来代替这一代产品。”
而站在企业的角度，威高集团一直以偕同白衣使者，开创健康未来为使命，在医疗领域有比较深的耕耘和发展。
威高介入集团心血管介入事业部市场总监郑国伟介绍，“近年来，我们意识到产品要不断更新换代、要研发更有科技含量、更能赋予患者健康的产品。从原来普通的医药耗材领域，不断向更有科技含量的高质医疗耗材领域来发展，恰好可吸收支架非常符合我们的发展目标，对患者有更长期的获益，我们一直努力在把这款产品做好。”
邓龙威跟姜霞也是，在努力把日子过得更好。
在中山医院的病房里时，邓龙威和姜霞就在商量着买哪天的票回家；玉米收获了，要赶回去秋收，得一直拉到12月份；孩子明年就高三了，将来想考取军事类院校，或者像吴大夫一样学医也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