莒国历史悠久，夏有城邑，商建方国。周武王十三年(公元前1046年)，封少昊之后兹舆期于莒国，辖介根、夷维、兹、诸、琅琊、密、防、向、余丘、纪鄣等31个城邑。疆域东濒黄海，西近蒙山，北依沂山，南到赣榆，是与齐国、鲁国三足鼎立的东夷大国。至楚简王元年(公元前431年)，莒为楚所灭，共传三十世，历时600余年。
早在旧石器时代，东夷部落的先民就在沂、沭两河流域繁衍生息，创造出灿烂的莒文化，成为史前六大文化区之一。人类文明三要素“文字、城市、青铜器”先后在此地出现，是较早进入人类文明的地区之一，成为世所罕见的从旧石器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史前文化传承有序、脉络清晰、文化谱系较为完整的地区，素有“三千年古城、四千年银杏、五千年文字”之美誉，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具有重大意义。
我的家乡毗邻莒县，当年亦属莒国，从小对莒文化耳濡目染。在政府工作时，曾分管过文旅。前年“五一”期间，陪同文旅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同志到跋山遗址、纪王崮等现场考察过，对几处史前文化留下深刻印象。
从莒县城驱车半小时左右，就到了风光秀丽的跋山水库，附近有一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跋山遗址，在此发掘出土石制品、骨牙角制品和动物化石5000余件，及人类活动用火遗迹3处。年代跨度为距今10万—6万年，其中距今约9.9万年的“象牙铲形器”是全国发现最早的磨制骨器。
距此不远的沂源山洞还发现过60万年前的沂源猿人化石，不仅是最早的山东古人，也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最早的古人类。这一重要发现，不仅把山东人类史和史前文化提前了60多万年，对于中华民族人类探源工程亦有重大意义。
世界人类史学者认为，地球上的人类是在6万年前因气候变化从非洲迁徙而来。而跋山遗址考古证明，中国古人类在距今六七万年前发展并未间断，对于建立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论证中国—东亚人类的起源演化具有重大价值与意义，因而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传统文明三要素，其中文字为最重要的标志，文字出现后的历史为文明史，之前为史前史。中华民族虽然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但由于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商代甲骨文只有3500多年，此前的夏朝缺乏文字自证，国外史学界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夏朝史实尚存异议。而莒地陵阳河遗址陶文的发现，对于破解这一难题有重要意义。
在莒县城东南10公里的陵阳河南岸、美丽富饶的沭河附近，有一处古老的陵阳河遗址，面积约50万平方米，共清理墓葬45座，出土大口尊、鼎、鬶、缸、瓮、罐、盆、豆 、壶、杯、号、石斧、骨矛、玉笄、玉坠、玉砭石等珍贵文物2800余件，属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距今约5000年左右。
陵阳河遗址是在1960年夏天偶尔被山洪冲刷出来的，随后考古部门进行了发掘，挖出五座大汶口文化墓葬。因当时认识不足，未能及时公布。泰安大汶口文化发现后及时发布，所以这一新的文化便被命名为“大汶口文化”。
其中出土的成套酿酒器具等重大发现，在全国原始社会考古发掘中尚属首见，有用于滤酒的漏缸，有接酒、储酒的陶盆和陶瓮，还有饮酒用的陶盉、陶觚等组合酒具，说明当时粮食已经出现剩余并发明了酿酒。
特别是刻在大口尊上的图像文字，有八种类型20余字。在附近的大朱家遗址、杭头遗址和诸城前寨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些陶器上，也发现了类似的图画符号。这些原始陶文，比甲骨文早1500多年，闪耀着中华文明的曙光，是破解史前文明的密码，被专家学者认为是汉字的雏形，将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一千多年，陵阳河陶文载入《中国历史》中学课本。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原始社会末期，莒地开始出现较大的部落和城邦。约四五千年前，莒文化中心逐渐向东部沿海转移，形成了两城、尧王城、丹土等较大部落和城邦古国。
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的五帝时期。孟子曰：“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史记》亦载“舜耕历山，鱼雷泽，陶河滨”，看来舜也是制陶高手。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著《中国通史》和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皆注明诸冯即今诸城。诸城与此地紧邻，在前寨遗址、呈子遗址也发现龙山文化黑陶，东夷文化一度领先于其他部落。舜年二十以孝闻，天下咸服。当时部落联盟领袖尧帝年事已高，欲选继承人，四岳一致举荐东夷部落首领舜，遂成上古明君。
1936年春，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院士率中央研究院考古组来到日照，对两城遗址进行了首次挖掘。此后，中美联合考古队又进行多次发掘。发掘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以龙山文化层为主，距今4500年左右，出土大批玉器、石器、骨器、陶器等文物。其中兽面纹玉圭玉质纯净，纹饰流畅，堪称早期玉雕杰作。发掘房址五十余座和墓葬50多处，还有城墙和壕沟遗迹。据英国牛津大学《世界史便览》记载：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山东日照两城镇为亚洲最早的城市。
在发掘两城遗址的同时，中央研究院考古专家在日照岚山还发现了尧王城遗址。此地自古名尧王城，相传当年尧王曾巡守至此寻访考察过舜。此处三面环山，东距黄海5公里，发掘面积52万平方米。地层堆积以龙山文化层为主，兼有大汶口文化和岳石文化等，是一处由大汶口文化过渡到龙山文化时期的特大型遗址。
尧王城遗址前后经过13次考古发掘，出土遗物万余件，主要包括陶器、石器、玉器、骨器等，其中以陶器数量最多。其代表作品蛋壳黑陶镂空杯，其壁最薄处仅0.2毫米，以“薄如纸、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而闻名于世，制陶技艺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龙山文化的典型代表，被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这里还发现了4000多年前的铜渣和炭化小麦、大豆、水稻颗粒，表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已很发达。
尧王城遗址发现并清理出32座房屋建筑和52座墓葬，还发现了城墙、城门、道路、建筑基址等遗迹。北城墙主体宽度约26—28米，长度约300米，城墙外侧有30米的壕沟，兼具防洪与防御功能。城址面积近400万平方米，是保存较为完好、内涵丰富的一处史前城址。中美联合考古队认为，尧王城遗址面积比两城镇遗址面积还要大，是亚洲龙山文化遗址中最大的都城。
勤劳智慧的莒地先民不仅创造了无与伦比的黑陶文化，还创造了精美绝伦的青铜文化，青铜冶炼制造技术相当发达，且独具特色。铜器纹饰华美，有夔纹、饕餮纹、蟠螭纹、龙凤纹等，有的铜器上铸有铭文。在费县出土的20件铸有“举莒”铭文的兽面纹铜鼎及铜器，是发现较早的商代青铜器。
1975年，在莒南大店老龙腰出土一套编钟，由九只大小依次递减的甬钟组成，通高26.9-13.6厘米。上铸“唯正月初吉庚午，莒叔之仲子平自作铸其游钟。乃为之音，闻于夏东……”等铭文70字。整套编钟器形规整，音阶精准，是莒国国君田猎郊游的打击乐器，展现了莒国的礼乐文化，也是最早铸有“夏”标志的文物之一。
出土于莒县的裸人方鼎，通高11.6厘米，长12厘米，宽7.5厘米，重875克。器身呈长方形，顶部有两扇可以对开的小盖，每盖一钮，分别为男、女裸体人，呈面对面跪坐状；器腹下部四角及两侧以六个背负状裸人为器足。其造型奇特，寓意神秘，为国家一级文物。该鼎到底有何之用，成为人皆好奇之谜。笔者认为，应为贵族陪嫁压箱底之妆奁，既可以作为嫁妆盛贵重首饰和脂粉，又可以像春宫画一样，作为大家闺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性文化启蒙形象教材。
莒县博物馆是全国最大的县级博物馆之一，展厅里摆放着琳琅满目的石器、玉器、陶器和大批青铜器，附近还有青铜器遗址多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纪王崮遗址。
纪王崮位于沂蒙山区北部的泉庄镇西北，海拔577.2米，山势陡峭，崮顶面积近4平方公里，是沂蒙山区七十二崮中面积最大、唯一有人居住的崮，被誉为“天下第一崮”。
崮顶原有古城堡遗址，只有一条梯道可登，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要。2012年，在崮顶发现一处春秋古墓，墓长28米，宽13.6米，比以往山东境内发现的春秋时期的墓穴都大，也是全国最大的高山墓地。共出土文物870多件，其中青铜器186件，玉器90多件，车马坑内还发现了4辆两马驾驭的战车。
墓葬出土成套编钟、编磬等乐器及成组玉器，尤其是七尊铜鼎，印证了墓主人不同凡响的身份地位。周礼天子九鼎，诸侯七鼎，该墓七鼎，应属诸侯级别。但墓主人究竟是谁，至今尚无法确认。
相传，公元前690年，齐国占领莒国北部的纪国，纪国国君逃到纪王崮避难，因名纪王崮。纪王崮在莒国境内，国君己氏，与“纪”同音，并且第十二世国君为纪公，专家认为应为莒国诸侯墓。
纪王崮墓葬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出土器物之精美，填补了多项国内考古空白，对研究该地区历史和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工艺技术等具重要价值，入选201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莒国先民在创造丰富物质文化的同时，还创造了灿烂的人文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了与齐、鲁文化并称的莒文化。其中莒鲁会盟和毋忘在莒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典故。
春秋时期，莒鲁两国经常发生边界摩擦。鲁惠公之女、纪国王后伯姬对纪国国君纪子帛道：“伯姬别鲁，别无所挂，惟鲁与莒不和，终遗大患，姬放心不下。”为调和莒鲁关系，公元前 722 年，纪国国君纪子帛与莒国国君在密会盟。经多次斡旋，公元前715年九月，莒子与鲁隐公在浮来山银杏树下结盟修好。
在莒县城西的浮来山上有座定林寺，始建于南北朝时期，距今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著名文艺理论家刘勰晚年曾在此出家潜心译经，“校经楼”牌匾为郭沫若先生所书。
定林寺前院有株参天古木银杏树，高27.3米，粗15.8米，树冠遮荫面积900平方米，有“七搂八拃揸一媳妇”之说。相传一过路秀才到树下避雨，想测量一下树干粗细，便围着大树搂了起来，搂到七搂后，恰有一媳妇紧靠树干躲雨。男女授受不亲，秀才只好用手测量，测了八拃就到小媳妇身边了，于是便有了这个生动形象的传说。
该树历经数千年风霜，仍枝繁叶茂，开花结果。据专家考证，树龄已达4000余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银杏树，被列入“世界之最”和《世界吉尼斯大全》，被誉为史前植物“活化石”、“银杏树王”，素有“天下第一树”之称。据《左传》载：“鲁隐公八年(公元前715年)九月辛卯，鲁隐公及莒子盟于浮来。”成为鲁莒结盟修好的历史见证。
此后，鲁、莒两国维持了较好的友邦关系，与其他邻国的关系也相对稳定。据《左传》记载，莒先后与鲁、卫、宋、杞、晋、曹、纪等国会盟达47次之多，因而附近各国贵族避难时，常出奔莒国，谭国国君谭子、鲁公子庆父、齐高无咎、齐王何等人先后到莒国避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齐桓公。
春秋时期，齐襄公昏庸残暴，杀了鲁国国君鲁桓公，并奸其夫人，引起臣怨民愤、众叛亲离。齐襄公的两个同父异母弟弟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离国出逃，以避祸患。公子纠由管仲辅佐奔鲁国，小白则由鲍叔牙辅佐奔往莒国。
公元前686年，齐襄公被杀。齐国大臣高奚等人，暗中派人到莒国请公子小白回国即位。鲁国听说后，也派军队送公子纠回齐。因莒国离临淄较近，他们怕小白捷足先登，便派管仲在半路上截杀。管仲暗箭射中小白衣带钩，小白顺势仆倒在地，佯装被射死。公子纠便缓缓而行，六天才到齐境。小白早已昼夜兼程赶往临淄登基，史称齐桓公。齐桓公不计一箭之仇前嫌，采纳鲍叔牙劝谏，拜管仲为相，终成春秋五霸之首。
功成名就的齐桓公开始流露出傲慢情绪。据《吕氏春秋》载：齐桓公、管仲、鲍叔、宁戚相与饮，酒酣，桓公谓鲍叔曰：“何不起为寿？”鲍叔奉杯而进曰：“使公毋忘出奔在于莒也。”以此提醒齐桓公毋忘在莒逃亡时的情景和初衷。桓公闻听避席再拜曰：“寡人与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则齐国之社稷幸于不殆矣。”
此即“管鲍之交”和“毋忘在莒”两个成语典故的由来。“毋忘在莒”比喻勿忘初心，不要忘本。魏征劝谏唐太宗、康有为上书光绪帝、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曾援引过这一震烁千古的典故。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