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小徐村西的齐故城小城西门外建筑基址群，在被专家认定为稷下学宫遗址之后，引起了广泛的瞩目。稷下学宫是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宝库、学术殿堂和文化圣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所在，稷下学宫遗址的发掘，是一次里程碑式的考古发掘。

　　全国政协常委、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学典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建议，编定《国民通礼》，重建“礼仪之邦”，建构以仁义礼智信为内核、以温良恭俭让为外在表现的礼仪社会。作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盛况的中心，稷下学宫的考古发掘，是山东这片人文沃土，以“走在前”标准，书写文化建设山东答卷的重要内容。稷下学宫，这一“中国最早公立大学和智库”，必将穿越历史长河，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利用发挥重要作用。

　　彰显中国气派的考古盛事

　　从2017年开始，经过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近五年时间的努力，齐故城小城西门外建筑基址群被确定为稷下学宫遗址。该处建筑基址群，处于封闭院落内，面积近4万平方米，规模大，规格高，考古人员表示，“从年代、位置、布局等各方面都符合稷下学宫的特点，而且与文献记载吻合，因此可以认定这里就是稷下学宫遗址。”

　　稷下学宫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傅斯年先生在《夷夏东西说》里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自春秋至王莽时，最上层的文化只有一个重心，这个中心便是齐鲁。”郭沫若先生也曾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划时代的意义……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的。”

　　稷下学宫与几乎同时出现在希腊雅典的希腊学园(又称柏拉图学园、阿卡德米学园、雅典学院)，都是世界上最早的集高等学府与学术研究为一体的思想学术文化中心，它们分别出现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以相似的方式展现出了人类早期文明的智慧之光。于孔宝先生在《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一书中表示，有人将稷下学宫与基本处于同一时期的古希腊柏拉图建立的阿卡德米学园、亚里士多德建立的吕克昂学园、芝诺建立的廊下学园相提并论，“这种类比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齐国的稷下学宫是国家为知识分子提供的一个聚徒授学、自由议论政事、探寻治国安邦与经略天下之策的基地，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芝诺所建立的学园则是一家一派之学的活动园地。前者是公办的，后者是私办的，其规模与影响是不能等量齐观的。”

　　山东省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二级研究员王永波先生也表示，稷下学宫遗址的发掘，用考古实证证明，东方的智慧之光一点不比西方晚，甚至还要早，战国时期以稷下学宫为中心出现的百家争鸣盛况，并非空穴来风，中华民族的文化DNA，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奠定，诸子学说和百家争鸣为中国思想史奠定了非常高的基础，稷下学宫遗址的发掘，当然是彰显中国气派的考古盛事。

　　重建“礼仪之邦”的思想资源

　　据中国新闻网消息，全国政协常委、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学典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建议，编定《国民通礼》，重建“礼仪之邦”。“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王学典认为，当前，中国实现全面脱贫，步入小康社会，“仓廪实”“衣食足”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知礼节”“知荣辱”的任务应该提上日程。制定并颁行一部适用于不同领域与群体、接续传统并适应现代文明要求的《国民通礼》。提案具体建议，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下设立一个专门工作机构汇集专家，研究制定颁行《国民通礼》，对待人接物、婚丧嫁娶、岁时节日等日常礼仪进行明确规范与界定。王学典说，颁行《国民通礼》，用礼仪教化民众，与法律法规的约束力形成互补，有利于整饬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道德滑坡、行为失范的乱象，规范民众日常生活，理顺社会秩序，提升中国整体形象。

　　编定《国民通礼》的建议，或许正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作为战国时期文化学术的中心，当时学者们在稷下学宫讨论的问题，非常广泛，王霸之辩、义利之辩、天人之学、人性善恶之辩等等包罗万象。“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句话，正是来自在稷下影响甚巨的《管子》，《管子》甚至被认为是稷下学宫的“教科书”。在管仲学派看来，经济生活是道德生活的基础，并对道德生活起决定作用。于孔宝先生认为，《管子》一书“明确而深刻地揭示了社会道德生活受社会经济生活的决定与制约”，“这在中国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管仲学派甚至将礼义廉耻提升到“国之四维”的高度，认为它们如同国家的四大擎天之柱，维系着国家的存亡。

　　有关礼的论述，曾任稷下学宫“祭酒”的荀子，或许特别值得一说，荀子在齐国居住了几十年，于孔宝先生认为，“荀子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代的杰出思想家，在哲学、经济、整治、伦理等方面提出来一系列光辉的论断，都是在稷下学宫这个文化中心孕育、生长和开花的。没有稷下学宫这个大舞台，荀子的思想学说至少要逊色些。”

　　那么荀子是怎样谈论礼的呢？据《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一书，荀子谈礼，非泛泛空谈，乃是或多或少地认识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适应时势之需要，继承发展了管仲礼法并举的思想。荀子在阐发礼的起源时，就将礼赋予了法的规范功能，给礼打上了法的烙印。《荀子·礼论》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不必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他对礼的分析，已初步越出了孔孟之儒关于礼的道德教化的樊篱，大大淡化了孔孟那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脉脉温情的成分，而向着管仲所主张的礼法并用的思想倾向发展。他认为礼的社会功能涵盖了人生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礼能“使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礼者，所以正身也”，“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荀子把礼看做是修身治国的根本准则。人依礼而行，就可以慢慢独善其身，以达慎独，成为圣人。依礼而治理国家，国自强天下得，且长治久安。

　　“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

　　人文沃土可以深度耕作，是山东的独特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深厚文化积淀的滋养。近年来，山东扛牢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使命担当，不断提高文化创造力、传播影响力、宣传引导力，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在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多位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住鲁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山东应把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先行示范区，作为走在前列、全面开创，当好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传承者，以及“两创”探路者、先行者的具体行动。

　　稷下学宫的考古发掘，以及下一步遗址的保护和展示，也将成为山东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重要内容。

　　有意思的是，稷下学宫与齐故城小城之间没有壕沟，但发现一条南北向道路，北接小城西门，南面可能通向小城南门。记者曾在现场看到，路面有清晰的车辙痕迹。2000多年前，稷下先生往返于齐国宫殿和稷下学宫之间，走的就是这条路，齐宣王问政孟子时，孟子走的也应该是这条路。

　　孟子是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号称亚圣。孟子曾两度游学于齐，并偕母同行，长期居于齐国。据考证，孟子游说诸侯30年，而在齐国的时间就长达25年左右。《盐铁论·论儒》云：“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史载孟子“尝仕于齐、位至卿”，显然受到齐王的器重。孟子曾极力向齐宣王鼓吹他的仁政学说，让齐宣王按照他的设想去实现王道大业。

　　不管最后齐宣王有没有按照孟子的思路去做，齐国对稷下学宫和稷下先生的重视是无可争议的。据《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一书，齐宣王曾以为孟子在临淄城中建造一所住宅和万钟粮食的条件挽留孟子，足见齐国政府对稷下先生的优待。司马迁记述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又说：“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由此观之，稷下先生不仅有“高门大屋”的良好居住环境，优厚的生活条件，而且还享受“上大夫”“列大夫”的政治待遇，可谓尊宠有加。而稷下学宫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的规格很高的建筑基址，确实证明了稷下学宫当年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