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以文化人 以文育人——李平生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人物简介：李平生，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党委书记兼中华美德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山东大学文化建设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成员，教授，硕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曾在《文史哲》编辑部工作近20年。近年来，重点探讨文化自信与中华美德，着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先后发表学术文章近60篇，独立出版著作3部，主编或者参与编写著作10余部，荣获中共中央宣传部“舆情信息工作优秀个人”。

　　2021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时强调：“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回答好这一重大课题，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以古典学术为重心、以儒学研究为特色，同时致力于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等人才培养，《文史哲》编辑部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本刊就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相关问题，对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党委书记李平生进行了专访。

　　记者：李教授您好！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其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而不断丰富，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祥地。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能谈一下您的理解吗？

　　李平生：在我看来，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实际上是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中华传统文化可以溯源到五千年以前，初步成型于两三千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到了汉代又定型为以儒家文化为主流。也就是说，汉代就已经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文化成为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在保留其自身核心学说体系的同时，本身就已经吸收了百家争鸣时期其他学派的学术思想，所以儒学是一个开放和发展的学说体系。这一特征，从儒学的诞生也可看出。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吸收了很多周公的思想，比如对周礼的认同和推崇。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儒家又立足社会实际，吸收了诸子百家的思想和学术观点，或者说与其他学说有相融性，“儒道同源”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儒家和道家都受到过《周易》的影响。

　　孔子曾经整理“六经”，其中就包括《易经》，而且他本人还说过：“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可见孔子对《易经》是很推崇的。成语“韦编三绝”便很好地说明了孔子学《易经》时的勤奋和认同，若不认同，他肯定不会学到“韦编三绝”的程度。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孔子曾经向老子问道。由此可见，儒学本身是开放和发展的，孔子本人对于其他学派是兼容并收的。

　　除了创始人孔子之外，儒学还在孟子、荀子那里得到了大力传承和发展。荀子是战国末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但他的学生韩非子却是法家的集大成者，这说明儒学本身就是发展的、包容的、开放的，所以汉代儒学已经是吸收和包容其他学说的儒学。同时，对汉代人来说，儒学就是他们的传统文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

　　汉代确立了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遇到玄学和佛学的挑战，唐代韩愈兴起古文运动，尝试通过古文运动恢复儒学的道统地位。循着这一方向，儒学在宋代又实现了大发展，尤其是经过朱熹阐释之后，儒学的传承发展又呈现新的高度。明清之际，儒学又与时俱进地增加了新的内容，比如王阳明对孟子思想的承继，文人士大夫强调知行合一。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在鸦片战争之后开始遭到巨大挑战。这时西方列强的入侵、中西发展的差距以及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传入，使得中华传统文化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记者：感谢您对中华传统文化发展脉络的梳理。谈到中华传统文化发展时，以前通常会讲“推陈出新”“守正创新”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这一重要指示，我们应该怎样理解？

　　李平生：其实这三者是一脉相承的，或者说相互融通的。我们可以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说起。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就把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践行者和弘扬者。从毛泽东同志当年概括的推陈出新，到后来党中央文献提出的守正创新，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实是一脉相承的，这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和态度。谈及具体说法上的变化，那就要考虑到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我们党与时俱进，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不断升华。

　　需要重视的是，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了“九个必须”，其中第三个“必须”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且讲到“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推陈出新”“守正创新”发展的必然结果。

　　另外，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中华传统文化”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表述上的演化。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知识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需要传承创新的是精华部分，是优秀传统文化。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一直承担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使命，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践行者和弘扬者。从这方面来看，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一课题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便已存在，是100年来我们党一直面对的重要时代课题。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为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则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其中有一些重要的节点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通过串联这一系列的节点便会发现，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方面的科学方法和态度是越来越明确的。

　　其中一个重要的节点是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曲阜考察时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习近平总书记这段讲话是一个标志性的信号，即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再三对这个命题进行了阐释。2014年，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到要“科学对待文化传统”，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到，这次在国际儒联大会的讲话中，提到的是“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此后便越来越明确地表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直至今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又明确地提出“新的时代条件下，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表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应该更加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新的时代条件”意味着我们现在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变。“新的时代条件”还意味着我们完成了第一个百年目标，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正在意气风发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所以，在理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命题的时候，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将这些联系起来，这样才能更加清楚地看到目前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

　　记者：是的，文化是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深层支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意义重大。那么具体该如何实现呢？还请您分享一下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李平生：这其实既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关于工作实践的问题。我认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有侧重，更有相通，这一问题的本质是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历了两三千年的发展演变，从目前来看，至少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 精华部分，可以直接运用。这是我们传承几千年，在历代实践和历史长河的积淀中，已经证明了的带有普遍性的真理。比如儒家学说当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理念，比如“学而时习之”“诲人不倦”“有教无类”“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可以传之于万世的鼓励人们学习上进的基本原理。任何时代，这些都是可以直接拿来便能应用的真理。再比如《论语》里面所讲到的“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可以用来处理朋友关系、邻里关系，甚至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此外，汉代概括的儒家学说精华“仁、义、礼、智、信”，历经两千年，对当今社会仍然有指导意义。很多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到现在，实际已经流淌在我们的文化血液当中，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用“百姓日用而不觉”来概括。

　　第二，可以运用但需改造的部分。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些基本命题或者原理虽仍然可用，但需要结合时代条件进行改造，而这一部分其实是占比最多的一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既包括那些直接拿来就能运用的内容，也包括那些有用但需要改造的内容，或者说需要根据其原理进行类推的。

　　第三， 糟粕部分，这是需要批判的。哲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扬弃”，儒家学说当中也有一些糟粕需要扬弃。

　　那么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呢？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我发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很大作用，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了自身的传承创新。谈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时，常常提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抗疫中，“修身”就体现为百姓把个人命运、个人防护和国家的疫情防控措施紧密联系，和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紧密结合，这时“修身”就上升到家国情怀这一层面了，表现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再讲“齐家”，我觉得这一观念在当今社会得到了创造性转化。现在很多人对“齐家”当中“家”的理解其实是不全面的，因为在孔子、孟子那个时代的“家”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家”不是同一个概念。孔子曾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所谓的“国”其实是诸侯国，“家”是卿大夫的封地，而我们现在的家在那个时代叫户、室，一户一室就是一个小家庭。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家”实际上是个大家族、一片封地，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大社区，而“家”在抗击疫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将它创造性转化为社区。而“齐家”就是大社区的联动管理，比如社区的网格化管理。“齐家”的核心在于“齐”，“齐”就意味着和谐，所以“齐家”又可以理解为社会和谐，邻里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这些都是社会和谐的表现，都可以看作“齐家”在当下所发挥的作用。传统文化当中的“治国”理念和经验，在这次疫情防控中也得以应用，并创造性发展为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此外，传统文化当中所讲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协和万邦”“天下大同”，也可以创新性发展为加强全球防疫合作，进一步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实传统文化的有些内容，在现代社会应用的时候，既有创造性转化，也有创新性发展。比如中国古代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句话原本是对“君”而言的，暗含了君与民之间某种程度上的依存制衡关系，君首先要关心和满足民的需求，关注民的利益诉求，民众安宁才能江山社稷稳固。在当今中国，超越民众权利之上的“君”早已不存在，“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可以创新性发展为增强“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执政理念。同时，我们国家现在的制度设计中所提到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传统文化中权力制衡理念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实现创新性发展的体现。从秦汉到宋代，一直就有权力制衡之术，唐代三省六部制中的“三省”实际上就是三权分立，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分管行政、立法、司法。比较典型的还有宋代三法司的设置，也是为了进行权力制衡。但不同的是，中国古代权力制衡的最高层是皇帝，而社会主义社会一切权力归人民，以人民为中心。

　　事实上，任何文化都必须融入生活、融入实践，这样才能够具有生命活力。不论是何种探索和转化，只有真正与日常生活相融合，才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百姓的启迪和教化。我们应该致力于探索和打造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助推中华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因为儒学对中国古典生活方式的造就体现在伦理本位，倡导家庭生活，儒家生活方式的恒久意义在于儒学扎根于人们的世俗生活，它有着彻底的道义立场与道德取向，有着推己及人、由家而国的情怀并以一种理性的、世俗的伦理道德精神为其根本精神。打造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实实在在地走进百姓的生活。我认为，这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根基所在。

　　记者：确如您所说，走进生活，才能真正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其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是提振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力量。在您看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大致可以概括为哪些方面呢？

　　李平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这些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曾经有无数的学者和专家对其内涵进行概括。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传统美德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概括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六个方面。在2014年国际儒联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概括为“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并强调，这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我认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进行概括。比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追求相关内容最核心的概括。另外，还可以依据表现形式的不同对其内涵进行概括，比如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中华传统美德当中，几经演变汇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后，集中凝练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源远流长，从炎黄、周公，尚书、左传，到孔子、孟子，到汉代“三纲五常”，宋代“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再到明清之际的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尤其是近代以来，与时俱进地融入了开放包容、救亡启蒙、改良维新、民主革命等新的时代内容。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实践中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百年前的“红船精神”“建党精神”，革命战争年代的“三山一坡精神”，到新中国的雷锋精神、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五讲四美三热爱，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再到“文化自信”“伟大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并且还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完善。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实践中，中华传统美德在思想观念、道德规范等很多方面都对人们有诸多有益的指导，所以推动中华传统美德真正落地、落实，走入“寻常百姓家”，也是当前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为此，山东大学中华美德教育学院致力于构建中华美德教育培养体系，自2019年5月成立以来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实践，比如与山东省儒学发展促进会、济南市章丘区委宣传部联合举办“儒学讲堂”，派出专家学者、儒学讲师、志愿者、实习生等，或集中组织，或走村入户，开展乡村儒学、社区儒学、中华美德、家风家训等系列讲座和公益活动，打造“传统节日与中华美德”系列品牌，把学术研究成果和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结合起来，共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新时代乡村和社区文明实践搭建重要平台。再比如，中华美德教育学院还分别与济南市历城区的企业和必威体育合作，立足于加强传统国学、儒学思想、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与研究，强化解决事关当地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建设的重点、难点问题，使校地合作成为传统国学文化与社会综合发展融合的重要平台。

　　记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文化自信的源泉，增强了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对于“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句话，您怎么看？

　　李平生：“文化”乃是“人文化成”一语的缩写，出自《易经》“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对文化问题的讨论开始引人注目。20世纪80年代初期，《文史哲》引领潮流，举办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著名学者费孝通、季羡林、庞朴等纷纷提出了“文化自觉”。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自觉从学术界延伸到社会各界，进入政策层面，呼唤出了具有特定意义的“文化自信”。2011年11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以中央全会的形式讨论文化问题。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016年的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了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他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后来，文化自信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形成了更加系统的“四个自信”理论。

　　从特定的角度来看的话，文化自信关联着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中国人的骨气是什么？历史上有关中国人的骨气最有概括力的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百年来，中国人的骨气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当下中国人的骨气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国人的底气在哪里？从一百年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两百年来看，生逢盛世，肩负重任；从三千年来看，百家争鸣，汇成主流；从五千年来看，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所以，文化自信说到底就是能够增强我们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反过来，文化自信又扎根于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当中，这是相通的。

　　齐鲁大地就具有文化自信的底气。身处孔孟之乡，拥有天然的不可替代的地缘优势和文化资源，礼乐文明扎根于这片沃土，诸子百家在这里各显风采，形成各家学派的源头活水，历经多次历史演变，风云激荡，大浪淘沙，最终汇聚成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并且发扬光大，影响广泛，历久弥新，惠及后世，至今依然焕发出生机活力。

　　记者：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您认为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过程中，高校应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李平生：2017年2月，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这个文件明确地提出了大学的“五大使命”，即大学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使命。可以说，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大学完成“五大使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我认为，若要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从特定的角度来理解“大学文化”四个字的丰富内涵：大学文化之“大”，在于三大———大师、大楼、大树。其中，大师是指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大楼是指拥有良好的办学支撑条件，大树是指拥有自己的固有文脉。大学文化之“学”，是指高等必威体育应以学术、学者、学生为核心。其中，学术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代表着大学的高度；学者是大学的品牌铸造师，体现着大学的纯度；学生是大学与社会的纽带和连接者，学生培养质量彰显着大学的亮度。关于大学文化之“文”，所谓文者，纹也，最初指条纹、图案，可以引申出文章、典章、功能、使命等抽象概念，这里可以理解为大学“五大使命”。至于大学文化之“化”，则是指其培育、教化功能，可以理解为大学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具体到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包括理念文化、制度文化、环境文化、行为文化等，涉及办学宗旨、校训、校风、校歌、必威体育主色调等诸多方面。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我认为高校至少应该发挥如下作用：一是回应时代关切，立足于国际学术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经济社会中如何发挥重要作用；二是进行学理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价值体现，加深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三是指导工作实践，把高校科研取得的大批丰硕成果转化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生产力，走出象牙塔，推进文化走向社会，走向生活，彰显其“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功能，并在社会生活中获得新的生机活力；四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象，贡献中国方案，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高校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阵地，始终坚守文化传承创新的文化自信，既是高校的重要职能，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内容和实践抓手。

　　记者：只有读原著而非只读注释作品、翻译作品，才能真正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形成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独特认知。当前，很多优秀古籍原著都是文言文，但文言文有时晦涩难懂，这对习惯了现代文阅读的大学生来说，可能会存在阅读障碍，导致畏难情绪的产生，久而久之，会大大削弱他们阅读文言文的兴趣。对此，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李平生：关于读书尤其是读原著的问题，我特别推荐大家去学习培根的那篇《论学问》。他讲到“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其中还专门讲到“有些书可供一尝，有些书可以吞下，有不多的几部书则应当咀嚼消化”，意思是说“有些书只要读读它们的一部分就够了，有些书可以全读，但是不必过于细心地读；还有不多的几部书则应当全读，勤读，而且用心地读”。

　　这里提出了关于读书的方法问题，读原著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要真正掌握和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就必须读元典。所谓元典，就是最初的那几本经典，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就是从那里来的，读懂了元典才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和后来的发展演变。有些元典也许当初读的时候消化不了，甚至并不理解，不过没关系，只要这些元典烂熟于你的胸中，多年以后，随着各种新情况的出现，某种机缘的触发，那些在你心中积淀多年的元典，就会突然在你的记忆深处被激活，带给你某种启发，从而形成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认知。

　　关于读元典有很多成功的具体事例，有些大学问家就是读“烂”了几本书。比如，当年山大历史系的童书业教授，他是一位传奇的学者，读的书很多很多，其中《左传》是他读“烂”了的书，这帮助他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达到了顶尖水平。还有著名的法学家乔伟，他是山大法学系的第一任主任，他读“烂”了《唐律疏义》，这助力他成为中国法制史专家。据说李泽厚先生当年对德文版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也是读到烂熟于胸的程度。这些大学问家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自己研究领域的元典读“烂”、读透之后，自然而然地引出对相关问题的探索。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读书一定要在读“烂”了的同时，有意识地做到融会贯通，不能死读书，食古不化。对于元典，一定要特别熟悉，只有烂熟于胸，才能触类旁通，结合实际融会贯通，从而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