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培机构跑路后，家长维权路在何方

　　专家建议完善责任追究机制加强预付资金监管

　　● 培训基地的业务人员都有一套话术，目的就是想让家长多买课。大量囤课也就意味着家长大量交纳预付费

　　● 培训机构“跑路”维权难问题，归根结底还是预付费问题，因此关键是要保障预付资金的安全

　　● 不能再让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野蛮生长，必须将其纳入法治理性透明的轨道，监管要及时跟进

　　□ 本报见习记者 孙天骄

　　□ 本报记者 　　　 赵 丽

　　孩子的课只上了不到9个月，突然就被告知停课了。

　　赵颖晨(化名)看着系统里显示的剩余171节课，感到愤怒又无奈。家住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的赵颖晨为孩子报了当地一家名为一书阁的书画培训班，结果现在摆在她面前的情况是大门紧闭、人去楼空。

　　自今年10月18日，南昌一书阁文化艺术必威体育在其官方公众号发布致歉信后，这所主营青少儿书画培训业务的校外培训机构在南昌、北京、九江、赣州的所有教学基地停止教学服务，大批学生家长反映自己给孩子报名的课程还有大量剩余，“现在课没办法上，想退钱更是找不到人”。

　　一书阁停课后家长面临的困境并非孤例。《法治日报》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多个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存在大额预收费、大量囤课甚至圈钱后“跑路”的情况。

　　而最近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强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让很多家长看到了希望。《通知》要求，尽快组织并完成对本省(区、市)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情况、是否存在“退费难”“卷钱跑路”等问题开展集中排查整改。

　　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因其培训科目性质，目前在监管上可能存在一定的盲区，建议有关部门探索采取第三方资金托管等资金监管方式，从而确保消费者预付资金的安全；同时，应完善对“跑路”机构相关负责人的责任追究机制，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教培机构销售多有套路

　　大量囤课吸引大额付费

　　今年1月，赵颖晨想为孩子嘟嘟报名书法课外培训班，看中了位于家附近的一书阁幸福时光培训基地。为保险起见，她连续几天跑到基地观察，感觉培训基地环境不错，老师态度也挺好，又恰好得知有家长想要转课，就花了6500元从那位家长手中接手了剩余的218节课。

　　“我和那位家长私下沟通好之后，在一书阁培训基地的官方系统里改了孩子的名字，之后就可以正常上课了。”赵颖晨说。

　　赵颖晨之所以选择私下转课，主要原因还是价格。据她介绍，如果直接通过培训基地买课，一个课时大概150元，只有买的课包达到一定数额，才有优惠，“买的课越多，单节课优惠越大”。赵颖晨认识的很多家长都买了三四百节课。

　　“培训基地的业务人员都有一套话术，目的就是想让你多买课时。”赵颖晨说。

　　大量囤课也就意味着家长大量交纳预付费。赵颖晨说，联系不上机构负责人之后，有家长组织大家一起先把自己还没上完的课时和价格计算出来，做好维权准备。从登记情况来看，仅此一家机构，就有272名家长进行了登记，其中购入课时最少的也有72节。

　　而一书阁另一处培训基地天使水榭湾基地的报名家长告诉记者，截至11月10日，该基地共有293名学员家长报名维权，全部剩余书法课时26172小时，美术课时25229小时，金额总计约297.6万余元人民币。

　　培训基地突然停课，成为这段时间以来赵颖晨等家长生活中过不去的“坎儿”：“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有的家长甚至是通过贷款给孩子报的班。家长平时省吃俭用，就是为了让孩子多学点才艺。结果现在孩子还没学到什么，钱也砸在里面要不回来了。”

　　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的李昭(化名)曾为女儿报名位于丰台区草桥的游泳培训班，课程都是打包卖，小课包30节，大课包120节起。“我咨询的时候，营销人员就一直推荐大课包。因为折算下来单课时价格差异巨大，我认识的家长大多购买了大课包。”

　　李昭选择的游泳培训机构于今年1月开始无限期停课，之后就联系不上负责人。直到游泳教练把李昭等家长们拉进群，他们才知道，原先的老板“卷钱跑路了”，连老师的工资都被拖欠了好几个月。而该机构已经被转让并变更了法人，变更后的法人对先前负责人所欠款项一无所知。

　　这不是李昭遇到的第一家“跑路”培训机构。她告诉记者，她和几个亲戚家里的孩子所报过的钢琴、舞蹈、演讲等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班，都遇到过“跑路”的情况。李昭无奈地说：“我们整个大家庭4个孩子的课外班，因为遇到‘跑路’至少赔进去了10万元。”

　　维权需要耗费时间精力

　　家长讨要说法困难重重

　　李昭目前在该游泳培训机构还剩下8000多元的课程。今年3月刚得知机构“跑路”时，她也曾试图与其他家长一起，寻找各种途径维权，甚至谋划着一起出钱聘请律师。但因为牵扯太多家庭，仅在维权群里商量维权办法，就花费了大家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如果真要走法律途径，意味着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投入，我想想还是算了。钱还能再挣，就不一直耗着了。”李昭最终选择放弃维权。和李昭作出一样选择的家长不在少数，在他们看来，后续维权结果如何未知，只好放弃。

　　北京市丰台区居民范若(化名)同样是被这家少儿游泳培训机构“卷钱”的家长之一。自2019年起，她曾先后在这家培训机构为6岁的儿子购买过一个120节的大课包和30节的小课包。大课包费用14400元，小课包费用8700元，直到现在，还剩下20多节课没上完。

　　和李昭不同，范若选择“维权到底”。为此，她和其他几位家长一起，先是联系了政府有关部门，但均未能得到有效推进。于是范若选择聘请律师，走法律途径。

　　“现在对我而言，能不能要回剩下的学费已经不是首要目的了，我只想让‘圈钱跑路’的人付出代价。”范若说。

　　赵颖晨也决定继续维权。一书阁停课初期，其负责人还曾通过官方公告的方式拿出一套解决方案，提出家长可以用现有的课时为孩子报名参加大型户外训练营。该方案被诸位家长否定后，负责人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按照他提出的方案，一次训练营24小时起步，也就是24个课时，其实就是变相地消耗我们的课时。我们现在的诉求是如果上不了课，那就把剩余的课时费用退给我们。”赵颖晨说。

　　10月下旬，她和其他多位家长向南昌县市监局投诉要求退费。南昌县“双减”专班(县教体局、县公安局、县市监局)相关工作人员接待了他们，并称投诉材料已全部移送县教体局处理，下一步“双减”专班将对该机构停止办学涉及的退费人员和金额进行统计，公安部门对当事人进行调查，督促其尽快拿出退费方案。

　　目前，赵颖晨等家长一面在等待官方处理结果，同时也在计划着向法院起诉。“维权群里有家长提出还是要请律师，走法律途径。如果他们组织，我一定会参与。尽管这样做可能意味着还要花时间和金钱，但我们想讨个公平。”

　　机构跑路原因各不相同

　　不能让其继续野蛮生长

　　北京市京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娜是范若等人的代理律师。她至今仍记得刚刚见到范若时的场景。“家长们又生气又着急，他们向我咨询解决方案后，又陆续拉来更多的家长。每个人的诉求都是一样的：要回自己的钱，让机构负责人受到惩罚。”

　　据孙娜介绍，目前范若等人的案件刚刚结束调解，已经进入执行程序，家长们仍在等待执行结果，具体情况不便过多透露。

　　孙娜代理过多个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遭遇经营问题的案子，甚至她女儿所上的钢琴辅导班也存在退费难的情况。相关案件办理多了之后，孙娜发现，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跑路”的情况不一。

　　“有一些是被逼无奈，比如培训机构的经营者、管理者对行业或者对市场调研缺乏专业能力，导致培训机构经营不善。还有一些培训机构直接出于恶意进行运营，一旦发现盈利不是特别高，就想尽快收手，可能导致学生家长预存的培训费以及一些剩余的课时都没办法进行退费和消费。”孙娜说。

　　在孙娜看来，家长后续通过维权手段能否要回学费，和上述提到的机构“跑路”主观是否存在恶意有很大关联。“如果仅是企业自身经营不善导致停课关门，需要看企业后续能否继续盘活，重新进入市场。如果不能，家长可能需要以债权人的身份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而如果机构出于恶意，单纯是为了圈钱而‘跑路’，后续联系和执行就可能存在找不到责任人的情况。要根据具体的起因来评价是否涉及刑事犯罪问题。”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非学科类教培机构接下来依然会有一段不稳定的时期。“与培训相关的各个主体对培训未来发展状况的判定可能有差异，加上各个地方的治理措施也存在差异，所以可能会引发一些不稳定的状况。”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认为，培训机构“跑路”维权难问题，归根结底还是预付费问题，而要解决预付费模式发展中的这些问题，关键是要保障预付资金的安全。

　　“目前大多培训机构把消费者预交的费用提前用于生产经营，相当于把自身的经营风险转移到了消费者身上，有的甚至故意以低价优惠手段吸收预付费用，却不兑现培训服务承诺，这对消费者来说也不公平。”陈音江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接受记者采访时称，随着“双减”政策的出台，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生存空间骤减。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家长选择为孩子报名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不能再让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野蛮生长，必须将其纳入法治理性透明的轨道，监管要及时跟进。

　　预付资金监管迫在眉睫

　　建立完善独立存管制度

　　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的《通知》明确要求，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或将全额纳入监管范围。教育、发展改革、人民银行、银保监、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的协同监管。建立定期共享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有关信息的工作机制，强化风险预警。

　　《通知》强调，各地要将预收费监管列入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日常监管、专项检查、年审年检和教育督导范围。尽快组织并完成对本省(区、市)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情况、是否存在“退费难”“卷钱跑路”等问题开展集中排查整改。

　　对于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收费及经营问题，一些地方也出台了相关规定。如浙江省“双减”试点金华市正式出台全国首批艺术、体育、科技、托育等4类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设置标准，对举办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适用范围、举办者、机构名称、培训场地、章程制度、培训师资、培训内容、开办资金等方面进行了明确。

　　接受采访的专家从不同角度对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资金监管问题提出了建议。

　　刘俊海认为，应明确建立一个第三方银行的独立存管制度或者托管制度，“家长所交的学费不应直接让培训机构掌控，可以考虑暂存银行，银行的密码由消费者和商家共同掌握，平时由银行保管，分摊家长的风险。而资金所有权归消费者；同时必须明确将来培训机构破产的情况下，预收的学费不被纳入破产财产，消费者享有别除权，即特别取回权，可以优先拿回属于自己的资金，从制度上预防资金‘跑路’”。

　　对于实行预收费银行托管的培训机构，陈音江建议，要将预收费资金与其自有资金分账管理。预收费资金应根据实际提供培训服务的进度，分批次划拨到培训机构的账户上，如果培训机构出现经营不善而关门或不能继续提供服务，托管银行应该将剩余的资金返还给消费者。

　　同时，他特别提到，设立预收费风险保证金的培训机构，应与符合条件的银行签订协议并报教育或其他主管部门备案，开立风险保证金专用账户，存入一定金额的保证金作为其履行培训服务承诺和退费的资金保证，保证金不得用作融资担保或其他用途，如果遇到问题，应该全部用于偿还消费者。

　　不过，储朝晖提出，目前来看银行资金监管利弊并存，因为资金监管本身有成本，这就会提高培训机构存在的门槛，有可能会导致大量地下培训机构出现。“资金监管与资金的量有关，如果这个机构的资金量不是很大，还花大成本去监管，那么这个机制就会给相关机构带来一定的工作压力，也会提高培训机构运营的成本，从而产生一些负面效应。”

　　针对机构“跑路”情况下家长如何维权，受访专家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陈音江称，监管部门和司法部门应该进一步探索追究机构法人、股东、负责人和相关受益人的责任，一方面探索让相关责任人承担更多的经济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将相关责任人纳入“信用黑名单”，并向社会公布，将培训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置于整个社会的有效监督中。

　　刘俊海则建议，消费者应该理性消费，依法维权。“看好钱袋子，不预付大额的学费，明明白白看广告，认认真真签合同，淡定从容存证据，依法理性去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