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11日，由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哲学回瞻系列讲座第九期暨新哲学讲谈会第四期在山东大学知新楼A座115室举行。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暨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林安梧作为主讲人出席本次讲谈会，进行了题为“中国当代哲学的‘存有论’转向：从‘两层存有论’到‘存有三态论’的确立”的发言。本次讲谈会由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尚信教授主持。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傅永军、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黄玉顺作为与谈人出席。

　　首先，李尚信教授在开场发言中对主讲人及与谈人一一进行了介绍，并对三位教授的到来表示了欢迎。

　　林安梧教授就本次讲谈会主题进行了发言。他对牟宗三由康德“现象与物自体”的超越区分所构造的两层存有论，即“执的存有论”与“无执的存有论”进行了回顾与批判，认为这一以方法论的本质主义判定知性主体，又由知性主体开出民主与科学的策略是时代背景所倒逼的产物。他强调，人类文明的道德层面和知识层面本来就是一体呈现的，因而中国古代文明并非具有忽视知识系统的文化缺陷，而是由历史因素导致科学在中国未完整实现近代化转型。他还指出，此前当代新儒学所确立的知性主体将活生生的实存的人形式化、理论化、道德化、超越化，减弱了其在现实社会中的实践意义；而对心性主体的过度强调也有违于传统儒家“身心一体”的立场。

　　基于这一反思，林安梧认为当代儒学要从主体性的哲学回到一种“处所哲学”或“场域哲学”，即回到一种总体场域中存在的、本源的真实状态，不再强调主客对立。他进一步介绍了“存有三态论”的基本结构，即从“存有的根源”“存有的开显”到“存有的执定”，也就是主客俱泯的即寂即感状态、主客俱显而尚未分化的状态以及世界经由语言构造而显明三个阶段，而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即在这一过程中相互作用和转化。

　　最后他谈到，儒学原本就秉承实践的人文主义立场，重视历史传承，而此前当代新儒家过于强调心性修养与内在冥契，忽视了社会实践与历史脉络的重要性。他认为，当代中国哲学从“两层存有论”发展到“存有三态论”，即蕴含了从形而上理论到具体实践的转向，能够使得儒学成为一种既能回应现代社会挑战，又能维护传统价值的活泼思想，为人类文明提供新的智慧和启示。他还强调，中国哲学不会只是研究哲学史的哲学，也不会只是西方哲学话语体系下“逆向格义”的哲学，而是在中西文化分庭抗礼的交谈意义上建立起的中国哲学；当今的哲学建构也不应囿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的门户之别，而是要做天下的哲学。他语重心长地指出，立足于中国的经典、知识系统，将中国哲学转化为能够与世界对话的新的话语体系，并且实现对新的内圣外王系统的调整和建构，对于中哲学人来说将是一个相当艰苦的过程。

　　傅永军教授指出，林安梧教授的发言内容体现了在中西对话思考下对天下哲学问题的关注，其存有三态论所试图解决的是肇始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所遭遇的困境，即无法回答应在何种意义上理解存在这一问题。他进而就“哲学在今天何为”这一话题展开了论述，并基于对存有三态论由心性之学到实践哲学转向的反思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政治、经济等学科已如此细分的今天，哲学这一内圣而外王的指向是否已经僭越了自己的职责？他援引了黑格尔“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时才会起飞”这一说法，认为只有一个时代走向黄昏时，其全部存在可能性都已经走到绝境的时候，象征智慧的猫头鹰才会起飞，而此时哲学家的职责不在于摧毁和重建，而是在于预测未来。

　　他进而回溯了古希腊的哲学传统，认为哲学家一开始的任务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要面对世界一切事物回答“是”是什么的问题，但哲学家的各种解读中存在着矛盾：一个事物如果脱离个体性的实存就不成其为自身，但规定一个事物成其所是的又是其所属的一类事物的共同本质，也就是形式。他引申谈到，以人为例，我们只有在一个人生命结束的盖棺之时，才能对此人下道德评价上的定论；同样，只有一个事物停止表现、本质完全呈现以后，它才是其所是。他认为，林安梧教授所批判的两层存在论，对应的也是西方近现代哲学史对存在者的存在论和存在的存在论的区分，而存有三态论的贡献就在于将割裂的两者进行了弥合，并以三重形态建构存在的过程。

　　不过，他随后指出，哲学家面对的世界已不只是客体，或者说，我们与存在的关系变了——只有在对之上手，与之历史性地照面之后，存在才能成为存在，因而需要对存在论重新进行规定。他谈到，哲学家永远是超出时代思考的孤勇者，永远是不被理解的说疯话的人，因为他们绝不会局限于当下历史来思考何为存在。他最后提出，如何面向未来思考本体论问题，与事物本身照面，以及如何使得这种思考进入语言并在语言中对人们敞开，是中国哲学当下最重要的两项任务。

　　黄玉顺教授首先指出，对于中国哲学学界来说，如何认识和评价牟宗三的哲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表示，他个人的判断看起来是矛盾的：一方面，在20世纪中国哲学的新开展中，牟宗三的哲学毫无疑问是最宏大、最深刻的。但另一方面，牟宗三错失了20世纪的哲学最新进展，即现象学，特别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此外，在重建儒家经典系统的时代背景下，牟宗三直承宋明理学所推崇的“四书”系统，也是过时的。

　　其次，他谈到了如何在师承关系基础上推进哲学思考的问题。他强调，林安梧的“存有三态论”绝非仅仅在牟宗三“两层存有论”的基础上加了一层，而是完全不同的学术视野。基于对存有三态论“外王”指向的关注，他指出，有人说作为牟门弟子的林安梧教授是叛徒，其实不然，因为存有论虽然在理论上更接近于熊十力先生的“翕辟说”，但实际上继承了师门的基本关注点，即整个20世纪新儒学所接续的由新文化运动确立的如何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问题。他进而表示，新儒家所建构的不仅是“新外王”，同时也是“新内圣”；而走向现代性的时代要求我们重建儒家的形而上学，他将这一点概括为“新外王倒逼新内圣”。

　　最后，黄玉顺教授对在今天如何做哲学这一问题发表了看法。他提出，中西方哲学都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近代实验科学兴起之前，哲学越俎代庖地代替了科学，实际上是宇宙论，即cosmology；第二个阶段即传统的本体论ontology，这也是海德格尔在《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中指出的过去两千年的传统哲学，其所思考的对象实际上是存在者，而遗忘了存在；而今天，新的哲学以“存在”观念为本源，思考“存在者何以可能”，目的在于回到每一个存在者的存在或生活之中进行理解，从而为之敞开“去存在”或“去生活”的新的可能。

　　林安梧教授对两位与谈人的意见进行了回应。针对傅永军教授所提出的哲学应当何为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哲学在起点上与西方哲学的区别在于，汉字是图像文字而非拼音文字，与之对应的是中国哲学并非以话语为中心，而是以存在为本位。他进而提出，要高度重视如何充分释放中国哲学主要经典的意义，以及促进汉文化地区的交流的问题，否则在西方话语主导下的现状下，将会难以回到中国文化本有的话语、文本和生存世界。针对黄玉顺教授对牟宗三先生的评价，他回应，牟先生确实对现代性之后的相关理论持拒斥态度，坚持以康德哲学的方式建构道德形而上学，因而造成了其哲学思路上的受限；他本人则强调要回到意在回到人活生生的存在场域，重新诠释存在价值和实践如何一致的问题。此外，他表示，自己与傅、黄二位教授有着共同的时代关怀，当下所处的二十一世纪已不同于以现代性为主题的二十世纪，而中国哲学所面对的问题也不再是如何现代化，而是现代化之后中国哲学还有没有价值、能够释放经典意义的问题。

　　随后，三位教授围绕着存在问题中的时间意识、西方话语体系的镜像地位以及哲学如何理解和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进而在这样一种中西方哲学的沟通对话中，彼此加深了对相关哲学问题的认识，并在文明互鉴、多元共存等看法上达成了共识。

　　提问环节中，有三位在场听众对林安梧教授提及的相关内容发问。林教授一一进行了回应。

　　讲座的最后，李尚信教授谈到，本次讲座深入讨论了中西哲学会通的问题，三位教授所提出的观点对于今后研究中深化中国哲学的转化创新有着重要意义。他对发言人、与谈人及在座所有听众的参与表示了感谢，并宣布讲座至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