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山东新闻4月25日电 在《文史哲》创刊70周年纪念会暨“共和国人文学术历程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上，《文史哲》杂志、《中华读书报》联合发布2019-2020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

　　1.探寻民族文化基因，论证中华文明独特性成为时代课题

　　近两年，历史学和考古学走出“象牙塔”，受到了异乎寻常的推重。考古学界对于中华文明早期遗存和历史遗迹的揭示，历史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和国家治理模式的论述，不仅成为近年研究的重中之重，也成为社会各界瞩目的焦点。在诸多研究中，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独特性以及“中国道路”出场的历史必然性，成为聚焦的关键问题。

　　“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有我们今天的成功道路。”历史热和考古热的出现，呼应了向历史寻找答案的时代需求。通过追寻五千年历史，展示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历史脉络，论述中华民族长盛不衰的文化传统，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文明轨迹，理解中国的道路选择，不仅是当前历史学和考古学必须面对的学术问题，更是必将承担的文化使命。在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借助人文学科尤其是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等研究力量，去探寻民族文化基因，论证中华文明独特性，或将揭开古史研究新时代的序幕。

　　2.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第二提琴手”的独特贡献得到新阐释

　　2020年11月28日是伟大思想家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纪念日，对于恩格斯思想的研究遂成焦点。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贬低恩格斯的倾向，国内研究更注重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创立、发展和传播中的独特贡献和重要作用。恩格斯不仅在生活上接济马克思，使其获得科学探索的基本保障，更重要的是他还扮演着“第二提琴手”的角色，在马克思主义的建立、捍卫和发展方面作出了无可替代的原创性贡献。

　　恩格斯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国家的传播和应用，必须以了解和把握各国的具体国情为条件的思想，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建构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将是一个不断变革的社会”之论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改革实践提供了深刻启示；恩格斯关于“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的提醒，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和解”的思想，对于当代人类应对现代性带来的生存危机和挑战也提供了睿智与洞见。

　　3.纪念“五四”一百周年，古今中西关系平衡问题再度凸显

　　20世纪以来，在中国大地上交相激荡的马克思主义、全盘西化、回归传统三大思潮，都与五四运动有着直接的关联，其间的曲折、起伏和矛盾，也导致了百年来对“五四”的评价一直呈现众说纷纭甚至冲突对立的状况。是“五四”失之激进的反传统路向造成了中国意识的危机，还是根深蒂固的本土传统遗存导致中国现代化之路坎坷重重？上述分歧之根源，实在于观察者的视角究竟是基于“中西之别”还是“古今之变”。

　　2019年，各界隆重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在对五四运动之广义、狭义进行辨析等知识探讨之外，学界更看到，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命题显学化、中国人文学术日趋“本土化”，以及中美贸易争端加剧等背景下，五四时代所提出的“如何对待传统”“如何对待西方”问题，反而愈加显示出其尖锐性与根本性。在中国社会和文化艰难迈向现代化的历程中，如何对待“五四”的历史遗产，必然攸关当下及未来的思想动向乃至道路选择。

　　4.反思70年学术变迁，人文研究第三次转型已然启动

　　20世纪新中国人文学术史的书写决定于两次范式转型，一是从民国学术到共和国学术的丕变，二是从“以阶级论为纲”到“以现代化为纲”的变迁。伴随改革开放的第二次转型为学术研究带来了繁荣发展，新世纪的相关研究莫不奠基于此次转型后的学术积累。但是为纠正以往对政治的片面强调，学界还出现了“去现实化”“碎片化”现象，也有研究在面向世界、学习西方时堕入了西方化的陷阱，而中国学术对世界学术的贡献，还有待拓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文、史、哲各学科纷纷反思历史，展望未来，认为学术只有扎根于中国社会和现实土壤，直面并回应时代问题，才会有可持续发展，而这有赖于人文研究正在经历的第三次转型，即从“以西方化的现代化为纲”向“以中国化的现代化为纲”的方向性转变。第三次转型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为主旨，要求西方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和儒家思想的社会科学化以及二者的有机结合。这一转型将为中国人文学术带来新的机遇和考验。

　　5.西方社会价值共识严重撕裂，人类文明前景引发学界忧思

　　在人类文明史上，2020年也许会成为标志性节点而载入史册。以迷雾重重的美国第59届总统选举为标志，以“美国开始反对美国”为肇端，西方文明进程似乎走到了必须作出抉择的非常时刻。由此促发的人文学术观察，虽然对于“特朗普现象”和“拜登主义”的认知有所歧见，但无论是将前者定性于右翼民粹主义，还是将后者认定为左翼激进主义，二者在观念领域所呈现的尖锐对立和撕扯却暴露无遗，已然引发现实生活世界的社会共识大撕裂，其震波已在全球不同角落盘旋回响。

　　不乏共识的是，由于美利坚在西方世界所处之“灯塔”地位，经由此次总统大选所透射出的价值观念大分崩，必然给西方文明的未来前景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经由此次影响空前广泛的价值观大纷争，西方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向何处去，已经蹿升为一个无以回避的现实而深远的重大人文学术话题。

　　6.顺应儒学研究中心回归中国大陆之势，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在孔子诞生地揭牌成立

　　“十八大”以来，国内儒学研究势头愈发强劲，在三十余年民间儒学复兴基础上，儒学被明确接纳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资源，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升为国家文化战略。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蜂拥海外研究儒学的情形相反，近年来，杜维明、安乐哲、成中英、林安梧、贝淡宁等原本活跃在海外的知名儒学研究者纷纷应聘来中国大陆工作。这表明儒学在中国大陆而儒学研究中心长期在海外的局面行将结束，此一“中心”究竟花落何处，倍受各方瞩目。

　　为承接世界儒学中心向中国大陆回归之大势，2019年8月25日，由教育部、山东省共同建设的尼山世界儒学中心正式成立。作为由国家教育最高主管部门指导建设的全球儒学研究传播实体平台，尼山世界儒学中心的成立，堪称自1984年中共中央批准设立中国孔子基金会以来最具雄心与标志意义的传统文化复兴举措。它必将成为实现“使我国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中居于主动，在世界儒学传播和研究中始终保持充分话语权”期待的有力依托。

　　7.教学改革抑或学科体系转向？“新文科”概念引发热议

　　2020年11月，《新文科建设宣言》发布，新文科建设进入全面推行阶段。主流意见认为，基于“科技+人文”的交叉融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是“新文科”建设的重点所在。观察者则指出，“新文科”建设首先是一个文科研究范式的转变问题，学科融合不应湮没学科的主体性，不能为“学科融合”而“融合学科”，应以问题为导向对学科进行有机统合。究竟何为“新文科”，“新文科”究竟“新”在何处，成为尚待进一步厘定的问题。

　　实际上，“新文科”的概念，统指文、史、哲、政、经、法诸科，占据学科版图的半壁江山，不应与“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相提并论。“新文科”建设如何定位，直接关系中国文科学术的未来发展大局。在中国人文学术本土化转向日趋明显的大背景下，直面中国传统、中国经验、中国材料、中国数据，打造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新文科”建设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8.“内卷化”概念引发学界共鸣，学术研究的低水平重复亟待破局

　　2020年下半年，社会学名词“内卷化”(involution)意外走红，在网络空间流行开来，成为社会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用来描述日常生活困境的高频词。“内卷化”概念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提出，此后，杜赞奇、黄宗智等历史学家将这一概念运用于明清经济史研究，用来指称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中文网络则赋予“内卷”以新的内涵，用来形容社会生活中高内耗、低创新的竞争局面。

　　“内卷化”概念的流行，也让学界再次注目于当前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类似现象，尤其是随着科研投入的日益增加，学术水平反而呈现日渐平庸的态势。“数量化考核”“项目化生存”“非升即走”的聘任方式等高强度刺激，使得“灌水”文章大量炮制，“洗稿”乃至抄袭事件层出不穷，给学术生态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如何端正学风，破解学术“内卷化”困境，不仅需要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和考核机制等制度层面的支持，也有赖于学者的自我定位和自我反思。

　　9.“新冠”疫情加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西抗疫模式差异激发文化深思

　　面对“新冠”疫情这一1918年大流感以来最严重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国与西方展示了完全异质的防控模式。中国政府和社会迅速动员，凭借强大的调度能力与严密的管控机制，率先控制住了疫情；而西方国家迟迟无法实施有效的非医学防控，致使疫情持续蔓延。中西疫情治理模式的差异，促使学界从制度主义视角对比中国模式与西方体制，并进一步追溯其背后的深层文化根源。

　　论者认为，中国对疫情迅速成功的处置，凸显了中国治理体系的优势。这一优势离不开以儒家观念为代表的文化心理基础。“四海之内皆兄弟”“先集体后个人”的中国文化固然有很多弊端，但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时，却有不容抹煞的意义。相反，西方疫情失控的本质是以个人权利至上为核心理念的自由主义的必然结果。就这一意义而言，这次新冠疫情极大地凸现了“文化”的差异及后果。如何从建设性角度展开中西方文化的深度对话，以共同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亟需中外学界深思。

　　10.电视剧《大秦赋》热播引发争议，秦始皇及秦制评价再起波澜

　　2020年12月，央视播出历史剧《大秦赋》，随着剧情推进，评分高开低走，网络评价两极分化。除了细节硬伤、改编失实外，最受争议的是该剧试图颠覆关于“苛政猛于虎”“天下苦秦久矣”的普遍认知，尤其是对秦始皇嬴政的过度包装和美化，点燃了部分观众的不满情绪，并再次引发了对秦朝及秦始皇功过是非的思考和讨论。

　　秦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由其奠定的郡县制和皇帝制度，是中国古代国家构造的基本形态。如何认识和评价“秦制”及其背后的法家思想的历史意义，几千年来一直是敏感的话题。近年随着简牍等新材料带动的细密研究，学界对秦朝的政治制度、日常政务和基层社会等诸多层面的认识日趋深入，但对秦制的评价，仍然存在分歧。有论者认为秦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皇权专制国家，其实际运作过程颇为复杂；也有论者着眼于秦代的基层控制，延续对“暴秦”的苛评。可以想见，对于秦制的关注与评价，在未来仍将是富有争议性的话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