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家营东南墓地考古发掘成果丰硕 宋元墓葬出土黄绿釉狮坐莲花灯为罕见珍品

黄绿釉狮坐莲花灯(赵晓林摄)

　　近日，济南市裴家营东南墓地考古发掘工作完成。

　　裴家营东南墓地位于济南市历城区鲍山街道裴家营村东南部，西距龙脊河约400米、东南距鲍山约1600米。根据目前发掘情况推测墓地面积不小于3万平方米，其时代自战国时期延续至清代。记者从济南市考古研究院了解到，自2021年3月底至8月，完成发掘工作，共清理墓葬84座。

　　战国晚期墓葬：数量多，形制丰富

　　此次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房振介绍，此次发掘的收获非常多。共清理墓葬84座，发掘出土完整及可复原器物110余件(组)，主要器形有陶罐、陶壶、瓷碗、瓷盘、瓷罐、铜钱等，另有少量陶案、陶耳杯、陶盘、铜镜、铜钗、铜铃、铜珩等。发掘墓葬中有20座无随葬品及其他可提供断代的典型特征。其余的按时代可划分为战国晚期44座；西汉中期1座，为土坑墓；东汉晚期3座，分别为单室、多室砖室墓；宋元时期有15座，以圆形砖室墓为主，另有少量土洞墓和土坑墓；清代墓1座，为土坑墓。

　　“44座战国晚期墓葬中，有土坑竖穴墓28座、砖椁墓13座、瓮棺墓3座。”房振介绍，这28座土坑竖穴墓的形制简单，规模较小，平面长方形，个别墓地铺砖。多数设有壁龛。多数墓葬内有能分辨出的葬具一棺，个别的是一棺一椁，少数墓葬没有葬具。通过人骨分辨，这些墓葬都是单人葬，部分保存较好。人骨为仰身直肢，头向北为主，少数向东，个别向西。这些墓葬中的随葬品大多数是一个陶罐，少数的有2件陶壶，大都放置在壁龛内，少数放置在棺外的南端。个别墓葬中随葬的有铜铃、铜珩等器物。

　　砖椁墓与土坑竖穴墓规模相近，个别在砖椁外的脚端放有器物箱。都是单人葬，没有见到棺材的痕迹。人骨以仰身直肢为主，其中有1座为侧身屈肢。人骨基本都是头向北，大多保存情况较差。9座墓葬中有随葬品，每个墓葬以1件陶罐为主，个别的有两件，放置在壁龛或器物箱内。个别墓葬随葬品有铜珩、铜铃等器物，放置在棺内人骨附近。另外，还有瓮棺墓，这些墓的规模较小，形制简单，与土坑竖穴墓相近，特别之处是葬具用两陶瓮对接而成，都是成年单人葬，人骨保存较好，可惜没有发现随葬品。

　　西汉和东汉墓葬：发现汉画像石

　　“这次发现的西汉中期和东汉晚期墓葬，也很有价值。其中西汉中期墓葬只有1座，为土坑墓，是单人葬，没发现葬具，随葬品只发现3枚五铢钱。东汉晚期墓葬有3座，其中一座为单室墓，另两座为多室墓。”房振介绍，编号M1的墓葬为砖石混筑多室墓，由墓道、墓门，前、中、后室及两耳室组成。墓门和前室仅存两过门石，中室残存部分砖墙和铺地砖，后室保存稍好。墓葬中没有见到葬具，中、后室墓底残留有零星人骨。出土随葬品共12件(组)，器形有小陶罐、耳杯、案、盘、碗、勺、熏炉、铜钱等。

　　编号为M22的墓葬也是砖石混筑多室墓，由墓道、墓门、前室、中室和双后室组成。墓门为石质，由门楣、两立柱、两门扉、过门石组成。汉画像石比较简单，门楣及两门扉上刻有铺首衔环，门扉环内刻的是双鱼图案。中室门仅存南立柱和过门石，立柱东面刻有一龙。双后室门与墓门基本一致，画像仅门楣中部刻有羊头。墓内未见葬具、人骨及随葬品。

　　宋元墓葬：出土砖雕图案

　　房振告诉记者，这次发掘发现的宋元墓葬共15座，这些墓葬中的随葬品较少，仅有少量瓷碗、瓷罐、瓷钵、铜钱、铜镜等。

　　“但是，就在数量不多的随葬品中，我们发现了此次考古发掘中最重要的一件文物。这是一件黄绿釉狮坐莲花灯，非常精美。这件文物高34.5厘米，查阅资料可知，在同类型的陶瓷器中属于大件了。器物的整体是一个站立的胡人位于狮子一侧，左手上举牵着狮脖子上的挂绳，背部紧贴着狮身。狮子扭头和胡人看的方向一致。狮子驮着一盏灯立于一个圆饼之上。狮尾上翘，与狮头巧妙地托住了灯盏，灯的外壁是浮雕出上下两层莲瓣纹饰。狮子和胡人刻画健硕。整体以酱、绿釉为主色调。整体上看，狮子和莲花灯的造型非常精巧，人物动作和表情刻画也很生动，是一件宋元时期彩釉瓷器的精品，也是一件珍贵罕见的文物珍品。我专门查阅了资料，在山东博物馆藏有一件一样造型的黄绿釉狮坐莲花灯，经考证是淄博窑出品的瓷器。淄博距离裴家营不远，这样的瓷器出现在这里，也说明了当时两地之间的来往应该是比较多的。”

　　房振介绍，这次发掘的墓葬数量较多，延续时间较长，丰富了济南地区战国至清代的墓葬资料，为各时期葬制葬俗以及社会、历史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发现了13座战国时期砖椁墓，初步分析时代为战国晚期，应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的砖椁墓。而瓮棺墓墓主人为成年人，改变了过去一般认为此类墓为儿童专用墓葬形式的认识。

　　济南市考古研究院院长李铭认为，在这处墓地西北方向只有约200米的裴家营西北遗址，曾发现了较多战汉时期灰坑、水井等遗迹，而这两者之间可能有一定联系。另外，此次发现的战国墓葬与东北约2000米的东梁王一村遗址同期墓葬基本一致，与东北约3000米的梁王古城时代基本一致，这三者之间或许也有一定关系。所以，这次发现为研究战国晚期齐文化区域特征、齐国边邑状况、齐国葬俗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对于研究济南的城市发展历史及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历史，也具有极高的价值。